近日，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南塘桥小学一名一年级学生两次被教师“捆绑示众”体罚，一次长达六小时，另一次则是在操场上当着众师生的面，给当事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为此，武进区教育局做出处理决定，将涉事的代课教师解聘，同时安排心理保健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。(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8版)
“捆绑示众”说到底突破了教育惩戒权和体罚的边界，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。这样的“暴力育人”，虽然从短期看起到了震慑和约束学生的作用，但是从长远看，却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消极影响。即使学生“不恨老师”，暴力的种子也会在脑海中留下烙印。
更让人痛心甚至寒心的是，“捆绑示众”发生在校内，其他师生特别是教师和学校负责人竟然“看不见”、“没人管”，集体无视的麻木与冷漠，加剧了失范行为的升级。倘若次“捆绑示众”得到及时、有效的制止，学生所受到的伤害要小许多，涉事的代课教师也可以及早“悬崖勒马”。
对学生的遭遇失去了敏感性的反应能力，当学生需要正义行动的时候没有人挺身而出，麻木与冷漠作为一对孪生兄弟，既让人性黯淡无光，也让公共生活缺乏温情。面对“捆绑示众”，人们并不缺乏行为能力，而是缺乏“多管闲事”的意愿——对恶行的冷漠实质上就是对恶行的默认，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在恶行与非恶行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带，对恶行的冷漠甚至容忍就是不可避免的。
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已经出现了一种“审恶疲劳症”，即对恶行已经麻木、已经开始见怪不怪。与审美、审丑相比，审恶是一种更具社会性、公共性的态度。不论是“跟着感觉走”的集体盲从，还是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风险防范，抑或是“自己顾自己”的个体化思潮，当人们可以为容忍恶行找到理由，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，不作为的冷漠旁观也就随之产生了。
“捆绑示众”向我们提出的最严肃拷问，不是如何防止体罚，而是我们如何容忍了恶行，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维护正义。因此，如何终结“审恶疲劳症”，这样的时代之问，显然不能只让教育从业者回答。（杨朝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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