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盘点的10多起“官谣”案例发现，有3成相关发布人员被处理的新闻报道。被处理的分别是刘铁男落马之后，其新闻发言人被调离能源局；贵阳市学生参与观山湖区拆违行动事件中，区政法委书记、区控拆违指挥部指挥长刘光祥发布不实消息被免职；“宁夏海原交警打车主事件”中，海原县公安局副局长安某、公安局纪委书记杨某均被处以行政警告处分。其他案件中最初发布“官谣”的新闻发言人或者机构究竟是否受到处罚，都没有了下文。
王文章副教授认为，面对此种症结，必须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，谣言产生于哪一级部门，该部门的负责人就当首先被问责。其次，问责的同时，“官谣”产生的详细过程，也当一并公开，以此才能起到明晰责任、以儆效尤的作用。
针对此，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：“一些政府部门为自己的负责人辟谣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，不容易让人信服。如果谣言涉及一级地方领导干部，处理其有关问题的‘传闻’，应该是由其上级监察机关介入进行调查，对有关传闻进行调研核实，作出公正的判断。这样，对当事人和公众，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。”
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副教授接受《法制晚报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各种不靠谱的官方辟谣的产生，缘于政府部门长期以来趋利避害的惯性思维，试图掩盖自身的错误，急于撇清干系等心理。“在当下信息高度便捷的社会，单纯靠权力垄断信息的做法，已然日趋于颓势。但很多人仍屡屡尝试，关键在于一些人过于自信权力的能量，还沉浸于传统的信息发布模式。”
另外，这还与政府信息公开和接受社会问责的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。政府长期垄断话语权，每一个“官谣”背后，都同时存在一个掩盖真相的运作过程。只有随时接受公众监督，让权力充分在阳光下运行，才能使谣言不会轻易产生，同时也大大打消一些官员试图掩盖真相的念头。才不会出现“辟谣”不成，反成“官谣”。
政府每一次出现不靠谱的辟谣，其公信力就会再一次降低。“但是，有些官员‘死猪不怕开水烫’，降低公信力对于这些负责人和官员来说无关痛痒。”
张志安说，这需要进一步完善问责机制。发布“官谣”的相关责任人应当与散布“民谣”的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，官谣的发布者不能被法外豁免。
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、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称，应从制度上反思如何治理“官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