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里有没逃过课的学生吗？可能有，但肯定很少，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过逃课的经历。不过逃课的情形则各不相同。有的同学是逢课必逃，四年的时间里，大概也就是大一的时候上课还比较正常，一伺“摸清”了大学授课和考试的方式，那就逃你没商量，老师祭出的“点名”这一杀手锏，对这类同学也是毫发无伤，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想过得高分，只要及格了能毕业就行。他们不上课的时间，或是出去“创业”挣钱，或是游荡到别的地方去看风景，也有一些干脆在宿舍里睡大觉或上网玩游戏。当然也有学生基本上不逃课，偶尔逃那么一两次，更有一些学生不仅从不缺课，而且每次上课还都会坐在第一排，课堂上还能与老师来个互动。
对于老师来说，对学生的逃课早已见怪不怪，不过学生来得太少，讲起课来是挺没劲的，于是有时候为了提高到课率，就会采用一些“手段”，或点名，或进行随堂小测验，或课堂上随机让学生回答问题，等等，只是效果并不理想。其实，学生来的少固然不爽，而更让人尴尬的却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得眉飞色舞，口干舌燥，台下的学生则或者趴在桌子上梦周公，或者刷手机看微信，对老师的讲课则无动于衷，这才是让人既无奈又失望的呢。
实际上，对于某些专业的基础课程，还会受学生个人兴趣和体验的影响，比如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，有的喜欢民商法，相关的课程他就会听得津津有味；有的则打算将来做刑辩律师，刑法课就会全勤，其他的课偶尔会逃一下。
在学界，一些上大学时逃课却最终成就了学术的人还真有。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张中行先生，就曾在他的《流年碎影》中，回忆了他在北大读书时逃课的情形，而他逃的居然还是一些大师级别的先生们的课。张中行先生在介绍其读书时的北大图书馆时，就说到他经常会在“上课时间”进图书馆，能上得了桌面的理由，是“平均一天三小时课，有些时候没有课”，没课的时间自然可以去泡图书馆；而“不能上桌面的理由”，则是有些课自己不愿意听，所以就不去听，而不愿意听的原因又不一样，比如说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课程，有讲义，在上课的时候他就念讲义，一字不差，学生领了讲义，可以自己看，当然不用去听课；而像林损先生的古诗课，则是上课时说不定就扯到哪里，收不回来了，所以就不如去钻图书馆，收获反而会多一些。
而张先生之所以上课时间多往图书馆去，还因为他“好杂览”，书海无边，有那么多的书堆在眼前，急着想翻翻，也就只好逃课去也。张先生就是在逃课钻图书馆的期间，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旨趣，为其日后成为“国学大师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“在图书馆坐下四年，说句自我陶醉的话，对于我国古典，总可以说是略有所知，比我见闻的一些人，连《资治通鉴》《文献通考》之类都没翻过，就敢自诩为专家、教授，或可以少一些惭愧吧？”
那么，被张中行先生逃掉课的那位孟森老师，是不是真的没什么水平呢？非也。事实上，张先生对孟森先生的学养、对其人品的尊重与钦服，从不吝惜赞美之词。在《前辈掠影》中，张中行先生说孟森先生的特点就是“朴”。孟先生一年四季都穿着粗蓝布长衫，而他穿的青布圆口鞋竟然是家做的。学生们看到孟先生是“向来不同他打招呼”，这倒不是学生们不懂礼貌，假装看不见，而是“确知他必看不见”——因为孟先生高度近视！而且即使他视力不坏也不会看，“因为他的心里一定正在想着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呢！”
孟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也是眼睛永远在讲义上，不往讲台下面看，“他只会写，不会发挥，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，认真、准确、一字不差。”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照本宣科”吧，只是他照的这个“本”，却是他自己的研究所得。他是明清史专家，“他的大成就在课堂以外，著述不少，辑为《心史丛刊》，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。”正因为他潜心治学，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，所以学生们说起孟先生，“说现时，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，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，谁打谁一个嘴巴，他必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张中行先生“现身说法”解释了一些人之所以逃课的原因，但绝不是鼓励年轻人都应该去逃课。年轻人只要对自己的禀赋与兴趣有准确的把握，在应该吃苦的年龄，依着自己的本心努力进取，不负韶华，也是值得称许的；像孟森先生一样，即便自己讲课的时候不出彩，被学生挑剔并逃离，却能以斐然的成绩独步于自己的研究领域，自然也没必要为此而介怀。当我们如此这般地坦然面对学生的逃课行为时，心情也会变得明快而愉悦。